中國語言學集刊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5: 145-155, 2022

DOI:10.30184/BCL.202212_15.0009

 

我的漢藏語研究歷程

 

孫宏開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北京市，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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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回顧了我的漢藏語研究歷程。從研究對象上看，我早期主要關注羌語支語言，逐步向藏緬語族語言、漢藏語系語言以及東亞語言擴展。從研究方法上看，我早期主要應用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理論與方法，逐步發展並首提「歷史類型學」的理論與方法，同時還倡導密切跟蹤並深入瞭解相關學科。我首次提出建立藏緬語族羌語支語言的學術觀點，深入探討藏緬語的語音、詞匯和語法問題，系統開展漢藏語系歷史比較研究，完善中國少數民族語言譜系分類，探討漢藏語歷史比較法的理論和方法。我們的工作都基於李方桂先生的四分法框架，並進一步豐富和發揚了李先生的方法和觀點。我們通過更多的研究實踐來證明四分法符合漢藏語發展的實際情況。  

關鍵詞：羌語支、藏緬語族、漢藏語系、東亞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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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50年代，我在北京大學學習的過程中受到了李方桂、羅常培以及傅懋勣等先生對漢藏語系語言分類思想的影響，這段時期是我的漢藏語研究的萌芽時期。

1937年，李方桂先生在《中國年鑒》上發表了“Languages and dialects”（語言和方言）。該文將漢藏語系分為漢台語和藏緬語兩個語族，漢台語又可以進一步細分為漢語、台語和苗瑤語等三個語支。這是中國學者首次提出漢藏語系分類的思想。1973年，李先生又在《中國語言學報》上發表了漢藏語系分類思想的修訂稿“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中國的語言和分類）。該文提升了漢語、台語和苗瑤語的系屬地位，與藏緬語族並列。這樣的話，漢藏語系下攝四個語族，即漢語族、侗台語族、苗瑤語族以及藏緬語族。這種分類思想奠定了我對漢藏語系分類的基本認識，是我開始探索漢藏語研究的初心和動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的老師羅常培先生 (1951)在《科學通報》上發表了〈國內少數民族的語言系屬和文字情況〉。1954年，羅常培、傅懋勣又在《中國語文》上發表了〈國內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概況〉。這是新中國第一篇系統討論中國語言系屬分類的文章。該文把漢藏語系一分為四，分別為侗傣语族、藏緬語族、苗瑤語族以及漢語族，羅列了更多的語言事實，並把黎語支劃歸到侗台語族。這篇文章的影響很大，豐富了我對漢藏語系分類的認識。

1953年，我在北京大學袁家驊先生的指導下先後調查了水語和侗語。1954年，我從北京大學中文系語專畢業，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後專門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1955年，又先後調查了苗語和瑤語。這兩次調查經歷對我個人的成長非常關鍵，讓我在關注藏緬語族語言之前就對壯侗語族和苗瑤語族語言有了較為深入的認識。從1956年以後，開始重點調查研究藏緬語族語言。

       

1. 羌語支語言研究

 

1958年，全國民族語文科學討論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新疆辦事處召開，會議確定了幫助少數民族創制文字的原則，並制定出民族語文工作的躍進規劃。在這次會議上發了一張簡表──《中國少數民族語言分類系屬表》，包含了漢藏語系分類的基本框架，列出了40多種少數民族語言的分類。但該表還有一批系屬未定的語言，其中就包括羌語。這次會議對於漢藏語系語言的分類進一步讓我認識到漢藏語系分類是中國語言學界的重要難題，尤其是他們之間的遠近關係和主要特點，同時那些系屬尚未確定的語言就成為我此後研究的方向。

1960年，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給了我一個任務，就是解決羌語、獨龍語和怒語的系屬問題。我組織了一個五六人的研究團隊，著手整理藏緬語語音和詞匯。經過系統整理和深入探討，首次提出羌語可能是一個獨立的語支，當時確認屬於該語支的語言還有普米語和嘉絨語。這個觀點以〈羌語概況〉的題目發表在《中國語文》(1962)。獨龍語和怒語的情況比較複雜，獨龍语可以跟景頗語划分為一個語支，怒語內部有跟獨龍語接近的地方，也有跟彝語支語言接近的地方。

文化大革命期間，我開始關注一些文獻語言的情況，例如華夷譯語中的西番譯語問題，西夏語的系屬分類問題，它們跟藏緬語之間有沒有關係，與哪些藏緬語之間有關係等，這些問題成為我這個階段主要思考的問題。那段時間，我天天去北京圖書館查閱文獻，抄錄材料。在抄錄過程中發現西番譯語中多數記錄的是藏語及其各地方言和土語，但有一些譯語記錄的並不是藏語，也不是我所熟悉的羌語和普米語。這段經歷給我以後的調查研究（尤其是羌語支語言）打下了堅實的文獻基礎。此後，我發表了與西番譯語相關的論著，匡正了前人對西番譯語的誤判和誤傳，例如〈西番譯語考辨〉(1989a)、〈西番譯語再考〉(2002a)等。1981年，在寧夏召開的首屆西夏學術討論會上，我初步論證了西夏語應該屬於羌語支的意見，質疑了傳統的西夏語分類觀點。在這次會議的基礎上，此後發表了系列相關的論著，例如〈從詞匯比較看西夏語與藏緬語族羌語支的關係〉(1991)、《西夏語比較研究》(1999a)、〈西夏語鼻冠聲母構擬中的幾個問題〉(1996a)、〈也談西夏語裡的小舌音問題〉（孫宏開、劉光坤2001）、〈關於西夏語發生學分類問題〉(2002b) 以及〈關於西夏語聲母中的複輔音問題〉(2002c) 等。西夏語屬於羌語支語言基本上得到了西夏學界的肯定和認可。

與此同時，我又調查了一批新發現的羌語支語言，並逐漸得到學界的重視和認可。1999年12月6日至7日，臺灣「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舉辦了「藏緬語族羌語支語言及語言學研討會」。在這次會議上，我發表了長篇論文〈論藏緬語族中的羌語支語言〉。該文比較系統地論證了羌語支作為藏緬語族一個獨立語支的依據和創新點，梳理了它的文化和歷史背景。從此以後，羌語支語言的調查研究逐漸成為國內外語言學界的一個熱點。200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中國的語言》，該書中已被確認的羌語支語言就有12種，分別為羌語、普米語、嘉戎語、木雅語、爾龔語、爾蘇語、納木依語、史興語、扎壩語、貴瓊語、拉塢戎語以及卻域語等。

 

2. 藏緬語族語言研究

 

改革開放以後，學術走上了一個新的發展道路。民族研究所藏語組和彝緬語組聯合起來邀請北京大學汪大年教授講授緬甸文，學習緬甸語，為藏緬語歷史比較打基礎。同時組織兩個組的專家學者整理藏緬語的語音和詞匯，並彙集成《藏緬語語音和詞匯》一書。該書於1983年初完成，計畫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但由於種種原因，一直到1991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正式出版。該書〈導論〉較為系統地討論了藏緬語族語言單輔音的分化，複輔音的歷史演變，複元音、長短元音、鬆緊元音、鼻化元音、捲舌元音等的來源，輔音韻尾的歷史演變，聲調產生的機制和分化的條件，弱化音節的來源和特點等。

20世紀80年代，《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入選國家民委民族問題五種問題之一。我作為語言簡志的分編委，有機會看到每一種語言簡志的語言系統、語法特點以及詞表，這對於我瞭解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的全貌有非常大的幫助。這套叢書共介紹了59種少數民族語言，包括使用各種語言的民族狀況、語音系統、詞匯系統以及語法系統，對有方言差別的和文字的語言還扼要描述了方言特點和文字的歷史與結構，並附有一定數量的常用詞表。簡志共出版了57本，描寫了59種語言，至1987年全部出齊。此外，北京大學邀請中央民族大學馬學良領導的團隊（包括胡坦、陳其光、倪大白、戴慶廈以及黃布凡等）作了系列講座，後來在講座的基礎上出版了《漢藏語概論》（馬學良1991）。該書是對漢藏語言基本情況和主要特點的介紹，對漢藏語研究的影響很大。

藏緬語與漢語之間的親屬關係在國際學術界是沒有太大爭議的，但是與侗台語和苗瑤語之間是否具有發生學問題，在國際上尚有爭論。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邀請了國外的一些專家學者來北京作講演，活躍了學術氣氛，開闊了學術視野，同時也進一步推動了漢藏語系的深入研究。1978年9月2至3日，著名美籍語言學家李方桂先生應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和語言研究所邀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語言研究所、中央民族學院、北京大學先後作了兩次學術報告，題目是「關於上古音」和「聲母聲調的關係」。1983年4月17日，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與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互換高級學者的計畫，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語言學教授馬提索夫(James A. Matisoff)抵京進行為期六週的學術訪問。在這次訪問中，他與我國民族語言研究工作者進行了學術交流，並就藏緬語與漢藏語系的構擬、藏緬語的比較語音學和語法學、聲調發生學、歷史語義學、藏緬語詞典編纂法、語言系屬關係和類型學、漢語與東南亞語言之間共有的地區特徵等一系列專題作了學術報告。他在報告中提出侗台語和苗瑤語與漢藏語之間沒有發生學關係，而與南島語之間有發生學關係。這樣的觀點對國內漢藏語言學界的衝擊很大。這些爭論讓我充分認識到漢藏語系分類的問題尚未徹底解決，甚至可以說離解決還有很長的一段路需要走。為了做好做深漢藏語系語言的歷史比較研究，很有必要先把藏緬語族語言搞清楚。從20世纪80年代開始，我分別從語音和語法兩個方面出發，先後做了大概有20多個專題研究。其中語音方面的論文有：〈藏緬語若干音變探源〉(1983b)、〈藏緬語複輔音的結構特點及其演變方式〉(1985)、“Notes on Tibeto-Burman Consonant Clusters”（藏緬語複輔音研究）(1986)、〈計算機進行藏緬語語音相關分析的嘗試〉（孫宏開、鄭玉玲1994）等；語法方面的論文有：〈我國藏緬語動詞的人稱範疇〉(1983a)、〈我國部分藏緬語中名詞的人稱領屬範疇〉(1984a)、〈藏緬語動詞的互動範疇〉(1984b)、〈藏緬語語法研究中的一些問題〉(1988b)、〈藏緬語量詞用法比較──兼論量詞發展的階段層次〉(1989c)、〈論藏緬語語法結構類型的歷史演變〉(1992)、〈試論藏緬語中的反身代詞〉(1993)、〈再論藏緬語中動詞的人稱範疇〉(1994a)、〈藏緬語中的代詞化問題〉(1994b)、〈藏緬語人稱代詞格範疇研究〉(1995b)、〈藏緬語疑問方式試析──兼論漢語、藏緬語特指問句的構成和來源〉(1995c)、〈論藏緬語的語法形式〉(1996b)、〈論藏緬語中動詞的命令式〉(1997)、〈論藏緬語動詞的使動語法範疇〉(1998a) 以及〈藏緬語族語言裡的“數”及其表達方式〉(2010)等。這些研究不僅從語音和語法層面進一步論證了藏緬語族內部的發生學關係，更為此後漢藏語系歷史比較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3.漢藏語系語言研究

 

我在藏緬語族研究方面已有積累並堅信漢藏語系之間具有發生學關係，下一步就要擴大研究範圍，並利用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去論證相互之間的遠近關係。1986年，我申請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比較研究」，以語族為單位，邀請梁敏和張均如做侗台語的比較研究，邀請王輔世和毛宗武做苗瑤語的比較研究，邀請周植志和顏其香做南亞語的比較研究，邀請陳康做南島語的比較研究，邀請劉照雄做蒙古語族語言的比較研究，邀請陳宗振做突厥語族語言的比較研究，邀請胡增益做滿通古斯語族語言的比較研究，我自己做藏緬語的比較研究。這個項目一共做了五年，最後出版了《侗台語族概論》（梁敏、張均如1996）、《苗瑤語古音構擬》（王輔世、毛宗武1995）以及《中國孟高棉語族語言與南亞語系》（顏其香、周植志1995）。我自己做的藏緬語語音和語法專題大多以論文發表，沒有出版專著。差不多與此同時，中央民族大學的同行，也編輯出版了侗台語族和苗瑤語族的對照詞匯，大體上將漢藏語系各語族的對照詞匯整理完畢。這些里程碑式的成果，將在漢藏語系歷史比較研究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開展漢藏語系歷史比較研究方面，我與境外漢藏語研究界建立學術關係，加強了學術交流，推動了國內漢藏語系的歷史比較研究。1986年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訪問期間，我、羅仁地以及陳寧萍三人採訪了李方桂先生。李先生在他的家裡接待了我們。在採訪期間，我就漢藏語系語言研究的重大熱點問題提問，陳寧萍錄音，李先生就我們提出的問題一一解答。1988年8月至11月，應日本學術振興會邀請，我赴日本與京都大學教授西田龍雄合作研究西番譯語。訪日期間分別在京都大學、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大阪外國語大學、神戶市外國語大學作了多次學術講演，並與同行進行了學術交流。1991年4月初至5月中旬，應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語言學系馬提索夫教授的邀請，我和劉光坤赴美進行學術交流，並參加馬提索夫主持的《漢藏語詞源學分類詞典》的部分工作。在訪美期間，與美國藏緬語研究及漢藏語研究方面的專家進行了學術交流，圍繞藏緬語的量詞、人稱代詞、語言系屬分類以及羌語支等問題作了學術專題報告。

20世紀90年代中期，隨著漢藏語系各語族成果的發表，我覺得語族層面的比較研究和系屬關係已經較為可靠，尤其是侗台語和苗瑤語的系屬問題有了較為全面的認識之後，於是想把語族層面的比較研究推向語系層面的比較研究。1995年，中國民族語言學會和南開大學中文系聯合組織召開了「漢藏語系研究中的理論和方法問題」專題研討會，老一輩民族語言學家馬學良、邢公畹、喻世長、王均等出席了會議。這次會議還邀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語言研究所、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雲南民族大學等一批來自全國各地的漢藏語系研究方面的專家學者。這是一次高水準的專題學術討論會，是一次繼往開來的會議，對我國漢藏語系的研究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清華大學出版社隆重推出《李方桂全集》（11卷本）。丁邦新先生擔任主編。作為編委之一，我參與了全集的編輯過程並負責主編《武鳴土語》（第4卷）。這次編輯經歷對我的漢藏語研究的影響很大，為此後與丁邦新先生的合作奠定了基礎。

1997年，應王士元先生的邀請，我去香港討論瀕危語言的搶救和保護問題。與此同時，丁邦新先生正在香港科技大學擔任人文科學院院長的職務，他邀請我一起討論合作漢藏語系的歷史比較問題。1998年，丁先生在香港用「漢藏語同源詞研究」（以我們兩個人的名義）申請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的項目，我用同樣的題目在北京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同年，兩個項目都獲得批准，並同時啟動。當時列出了幾個重要的工作：第一，編寫一套叢書；第二，建設一個語音詞匯數據庫。這個數據庫不僅包括我国境內的漢藏語，還要收集境外的漢藏語、南島語以及南亞語材料。在這段時間，我一方面整理材料，另外一方面也寫了一批專題研究的文章，發表在《民族語文》雜誌上，分別為複輔音、音節結構以及介音等問題（孫宏開 1999b；2000；2001b）。

為了系統研究各語族之間的系屬關係，我聘請陳保亞和他的團隊做侗台語和漢語的關係研究，聘請陳其光做苗瑤語和漢語的關係研究，聘請邢公畹和邢凱做方法論上的比較研究，聘請吳安其先生梳理漢藏語系語言的人文、歷史以及考古方面的情況；我與江荻合作梳理了漢藏語系研究歷史沿革（孫宏開、江荻1999；2000）。有的十幾萬字，有的幾萬字，從各個方面論證了漢藏語系各語族之間的系屬關係以及方法論問題。丁先生也寫了方法論方面的文章。漢藏語系假設一直是國內語言學界和國際漢藏語學界關注的重大學術問題。各個語言集團內部的發生學關係基本上已經爭議不大，但各個語言集團之間的發生學關係則眾說紛紜。經過五年左右的努力，香港的項目和北京的項目於2004年結項，都取得了一定成果，最後陸續出版。截至目前已經出版了4卷（丁邦新、孫宏開 2000；2001；2004；2011）。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項目做成了「漢藏語同源词研究數據庫檢索系統」，引起了國內外語言學界的廣泛關注。這個系統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江荻研究員負責，是迄今為止國內外開發的數據量最大，數據最齊整，牽涉語系、語族、語支、語言最多的研究型語音詞匯數據庫系統，也是檢索功能最為強大的軟件系統。這個系統的全面應用將有力的推動漢藏歷史語言學和描寫語言學的發展，同時也將改變人們在語言研究方法上的觀念。    

    

4.    東亞語言研究

 

與丁邦新先生的合作對我的影響很大，讓我更加堅信漢藏語系語言之間具有發生学關係，同時也逐漸認識到漢藏語與分布在東亞語言區域內的南島語、南亞語之間也有可能具有遙遠的發生學關係。自從「漢藏語同源詞研究」項目於2004年結項以後，我發現深入探討這一區域內的發生學關係還需要增加更多的材料，尤其是喜馬拉雅南麓的語言，掌握的情況還是太少。南島語的材料也掌握的很少。正好這個時候，我到荷蘭亞洲研究院訪問，遇到萊頓大學的副校長，雙方探討合作研究，並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外事局的支持。這個合作從2006年開始，期間派了所內年輕學者到萊頓大學整理喜馬拉雅南麓的語言資料，三年中間一共分了3個批次，整理出了五六十種藏緬語族語言的材料。與此同時，丁先生從境外買了南島語的一批材料，大概有七八十種。這樣的話，我們的數據庫也得到了很大的豐富和補充，由2004年的一百三十多種語言擴展到2009年的三百六十多種語言，數據庫名稱由「漢藏語同源词研究數據庫檢索系統」改為「東亞語言語音詞匯數據檢索系統」。這是一個目前國際漢藏語學界資料最豐富、檢索功能最強、設計思想最先進，而且可以和境外資料交換和接軌的開放性的數據庫（田阡子、孫宏開、江荻 2007；江荻 2011；孫宏開、江荻 2008）。

2017年，《漢藏語語音和詞匯》（孫宏開等2017）的出版把漢藏語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階段。該書儘管命名為「漢藏語」，實質上包含了漢語、藏緬語、侗台語、苗瑤語、南島語以及南亞語六個語言集團的語言。該書分為上、下兩冊，約554萬字，得到了國家出版基金、香港政府研究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民族語言文字規範標準建設及信息化科研項目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國際合作局、老幹部局、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荷蘭皇家科學院、荷蘭亞洲研究院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IIAS)、荷蘭萊頓大學等單位的支持和幫助。該書的詞表以及其他內容就是從「東亞語言語音詞匯數據檢索系統」裡提取的基本資料。它的出版和數據庫的建成和投入使用，對國內外漢藏語系歷史比較研究將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5.漢藏歷史比較語言學方法論探討

 

在在汉藏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论方面，我寫了一些專題性的論文，特別是從類型學的角度來看，寫了一篇〈漢藏語系歷史類型學研究中的一些問題〉(2011c)。這篇文章提出論證漢藏語系發生學關係的一個新的思路——歷史類型學，舉例性地討論了漢藏語原始遺存和共同創新的一些現象。另外我還寫了兩篇重要的文章，對於漢藏語言的認識有一定的幫助。其中一篇是〈漢藏語系語言的共同創新〉(2014)，2013年在美國達特茅斯學院召開的「第46屆國際漢藏語言暨語言學會議」上宣講，2014年發表在《民族語文》，並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轉載。這篇文章列出了聲調、清送氣塞音、塞擦音、量詞、親屬稱謂名詞詞頭、重疊等6個問題為漢藏語系語言的共同創新的證據，以說明漢藏語系分為漢語、侗台語族、苗瑤語族和藏緬語族的學術觀點在理論上是有根據的。另外一篇是〈從幾個數詞的同源關係看漢藏語系語言的歷史遺存〉(2018)。這篇文章贊同傳統四分法的學術觀點，並以此作為出發點論證了漢藏語系語言的歷史遺存和共同創新。文章以漢藏語系的9個基本數詞為例，論證了漢語、藏緬語、侗台語和苗瑤語的同源關係。這種同源關係是建立在一批同源詞基礎之上的，這些同源詞之間有共同的原始遺存和共同的創新，都是從共同的原始類型發展到現在的。另外這些類型特徵在現存的語言裡仍然殘存著，如音節結構類型中的複輔音、結尾輔音等。這是我們今天賴以論證同源關係的基礎和證據。另外，漢藏語系語言的歷史比較研究，還與人群的起源和遷徙有關係，發表在《暨南學報》上的〈東亞地區的語言及其文化價值〉(2015a)算是這個方面的代表。這篇文章擬根據史前人類學和考古學資料，梳理東亞地區早期人類活動及文化遺跡，探討與現今東亞地區語言大體的格局及其可能的淵源關係。此外，我還邀請了復旦大學金力院士的學生李輝教授在廣州暨南大學第49屆漢藏語言暨語言學國際會議上作了〈漢藏、苗瑤、侗台語起源的遺傳學與考古學證據〉(2016)。

這幾篇文章在方法論上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提出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基本方法至少應該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個是尋找同源詞證據，屬於歷史遺存；另外一個是尋找共同創新。此外，還需要密切跟蹤並深入瞭解相關學科（尤其是歷史學、民族學、分子人類學等）的研究進度。

 

6. 結語

 

我長期堅持在少數民族地區開展田野調查，先後調查了30多種漢藏語系語言，其中首次發現並作了系統研究的語言有15種，田野調查時間累計超過150個月。從研究對象上看，早期主要關注羌語支語言，逐步向藏緬語族語言、漢藏語系語言以及東亞語言擴展。從研究方法上看，早期主要應用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基本理論與方法，逐步發展並首提「歷史類型學」的理論與方法，同時還提倡密切跟蹤並深入瞭解相關學科。我首次提出建立藏緬語族羌語支語言的學術觀點，深入探討藏緬語的語音、詞匯和語法問題，系統開展漢藏語系歷史比較研究，完善中國少數民族語言譜系分類，探討漢藏語歷史比較法的基本理論和方法。這些工作都基於李方桂先生的四分法框架。

1982年8月17 至19日，第15屆國際漢藏語言暨語言學會議在北京科學會堂召開。會議期間圍繞漢藏語相關問題組織召開了座談會。國際漢藏語研究專家白保羅 (Paul K. Benedict) 先生參加了此次座談會，並就漢藏語分類方法與國內外專家交換意見。當我們介紹了國內漢藏語四分法的基本框架後，白保羅認為這是李方桂先生的方法。經過這麼多年的深入系統的研究之後，我們認為漢藏語分類法跳不出李先生當年的四分法框架。從歷史類型學的角度看，主要表現為以下五個方面：第一，原始漢藏語有複輔音；第二，原始漢藏語有一套小舌音；第三，原始漢藏語的後置輔音變成了介音系統；第四，原始漢藏語有系統的輔音韻尾；第五，原始漢藏語是單音節語言。我們的工作就是進一步豐富和發揚李先生關於漢藏語分類的方法和觀點，我們通過更多的研究實踐來證明四分法符合漢藏語發展的實際情況。   

【原文刊于《中国语言学集刊》15卷。脚注、参考文献等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