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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学科发展定位 民族语言学，在欧洲，指 “语言人类学”或“人类语言学”，在美洲，指 “语言与文化研究”，在中国，我们倾向于从中国学者一个世纪以来的研究实际出发，把民族语言学界定为一门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语言学，包括描写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及少数民族文字研究。 学科发展历史 195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并组建了7个工作队，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展开前所未有的语言大调查，经过艰苦卓杰的工作，基本摸清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情况。 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1962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并入民族研究所，成为民族研究所下属的研究室，即民族语言研究室，根据不同的语种，下设藏缅、苗瑶、壮侗、蒙古、满、维哈、社会语言学、孟高棉、实验语音等9个研究组，基本上保留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的建制。 1993年年底进行“学科化”改革，按照语言学的不同分支，分为描写语言学室、比较语言学室、文字室、社会语言学室、理论语言学室及实验语音学和计算语言学室等6个研究室。1999年描写语言学室、比较语言学室、文字室、社会语言学室、理论语言学室又合并为民族语言学研究室。2003年民族语言学研究室分成南方民族语言研究室和北方民族语言研究室。 学科研究领域 南方民族语言研究室主要研究中国汉藏语系、南亚语系和南岛语系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中国南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现状，描写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结构规则，比较不同语言结构的异同和系属关系，采用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方法，研究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中的语言发展，探索语言文字的发展、演变、变异、接触、影响和消亡的规律，同时开展语言规划和语言文字的应用研究。 学科前沿动态 语言结构的描写是建立基本语言学理论的基础，是语言学研究领域永恒的主题，随着不同流派各种语言学理论的兴起，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如运用语言类型学、功能语法、格语法、关系语法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一种少数民族语言或者跨语言比较研究，已成为当今少数民族语言描写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特别是在新发现语言及濒危语言的调查研究中，更需要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方法。 历史比较语言学起源于欧洲，成熟于欧洲，其理论与方法是否适用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目前仍然处在不断的探讨和尝试之中，中国南方民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还存在诸多的问题，诸如侗台语、苗瑶语、仡央语的系属问题都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学界仍有不同的观点。中国南方民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方兴未艾，也仍然是少数民族语言比较研究的前沿为题之一。 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建设的拓展，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语言生活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变革。不同民族和族群的母语及第二语言使用状况也出现了大的变化；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不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汉语方言和普通话之间，不同汉语方言之间接触的广度、深度和频度都将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语言变化的速度和幅度也将是空前的；使用汉语普通话和一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双语现象越来越普遍；一些小语言作为母语来使用的人口正在衰减，这些语言的使用范围和使用程度正在萎缩。因此，语言生活状况、语言接触问题和濒危语言问题既是反映时代特点的鲜活问题，也是当前中国民族语言学的学科前沿问题。 重点学科建设工程 南方民族语言研究室与北方民族语言研究室、古文字文献研究室于2003年6月以“民族语言学”确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则任期为2004年至2008年，为期5年，并签订了协议书。 重大问题研究 南方民族语言研究室对语言学科的重大问题研究，有一定的继承性和持续性，包括中国新发现语言及濒危语言的描写研究、语言接触问题研究、濒危语言文献的保存及发展研究、语言环境建设研究、语言政策与语言立法研究。 中国新发现语言及濒危语言的描写研究 中国有120多种语言，分属阿尔泰语系、汉藏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其中，新发现语言及濒危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南方，新发现语言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濒危语言，而有一部分濒危语言是1950年代就调查研究过的，但是对其的研究和保护仍需加强。所以对中国南方新发现语言及濒危语言的调查研究的重任就基本上由南方民族语言研究室科研人员来承当。经过艰苦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 濒危语言文献的保存及发展研究也在进行之中，其目的主要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对濒危语言的文献以多媒体的形式进行保存，以期利用已保存的文献来促进濒危语言的发展，使濒危语言恢复一定的活力，并推动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 语言政策与语言立法是确保语言能够正常使用、正常发展的重要举措，语言之所以出现濒危，除了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外，也与语言政策、语言立法密切相关。语言政策与语言立法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语言接触研究 描写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的静态结构。语言接触主要研究语言的动态变化。语言接触的研究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边缘学科，其研究方法通常是综合运用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的的理论方法。语言接触的研究始于1950年代，主要是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对语言影响、语言关系、语言变异等领域进行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语言变化和语言接触密切相关，语言接触发生的动因往往是社会、经济、文化、战争、人口等因素，而不是语言自身。所以，语言接触的研究除了要考虑社会、经济、文化、战争、人口等因素外，还要考虑语言接触的历史层次以及语言接触导致的语言影响和语言演变问题。以南方民族语言研究室科研人员为主体主持并参与研究的“语言接触研究”课题，将确定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接触的年代层次和分布区域，描述并构拟历史上少数民族语言所接触的汉语方言的词汇和语音系统，探讨区分汉藏语系语言同源词和借词的方法和原则，系统挖掘古代少数民族语言中的借词；还将对语言接触中的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用，语言濒危和文字消亡，语言混杂和语言混和，做出理论和经验上的综合研究。 语言生活状况研究 语言生活状况即语言状况，其内涵与语言生活、语言国情、语言景观、语言情势、语言使用情况等术语大致相同。语言与国家、民族、社会和文化息息相关。处理好普通话与方言、国家通用语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构建和谐多样的社会语言生活，促进各民族、各方言区人民之间的沟通，加强和世界人民的语言沟通正在或已经成为国人的共同追求。关注语言生活，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加强语言国情和科学的语言规范观教育，处理好母语和第二习得语言的关系，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南方民族语言研究室科研人员主持并参了“中国语言生活状况”的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和良好的社会效益。 学科发展与成就 学科地位巩固与发展 中国民族语言学是在大规模语言调查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是一门实证性和实用性相当强的综合性学科，它包括描写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实验语音学等传统语言学学科以及新兴的计算语言学。就南方民族语言的研究而言，最能体现学术优势和学术特色的是描写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社会语言学。 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语言描写语言学领域的代表作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1961~1987），共57种语言，其中37种语言为南方语言，20种语言为北方语言。社会语言学领域的代表作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1994）和《世界的书面语：使用程度和使用方式概况》（1995）。历史比较语言学领域的代表作是王辅世的《苗语古音构拟》（1994）、王辅世、毛宗武的《苗瑶语古音构拟》（1995）、梁敏、张均如的《侗台语概论》（1996）、颜其香、周植志的《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与南亚语系》（1998）。此外，广泛引起国内外学者重视的研究成果还有《中国语言地图集》（1988）。这些著作具有原创性、系统性、权威性、可积累性、史料性，基本上代表了上一代民族语言学家的整体研究水平，不仅获国内外同行专家高度赞誉，而且为广为引用，从而奠定了民族语言学的学科地位并推动了中国民族语言研究的发展。 1997年以来南方民族语言研究的一些老专家和新一代的语言研究者在描写语言学领域又推出了孙宏开主编的《中国新发现语言丛书》（1997~2008）、《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1998~2008）、《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列词典丛书》（1992~2008）。其中《中国新发现语言丛书》是孙宏开、徐世璇主持的滚动列为中华社科基金项目、院九五重点项目、院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它将全面系统地调查研究十几年来新确认的、新发现的民族语言，其中大多数十南方民族语言，也是濒危语言。《中国新发现语言丛书》是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的继承和扩展，又是对诸多濒危语言资料的抢救和保存。 近几年来，社会语言学领域出版的重要论著有周庆生主编的《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2001年）、《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2003年）、《语言与法律研究的新视野》（2003年）及周庆生的《语言与人类：中华民族社会语言透视》（2000年），黄行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研究》（2000年）、徐世璇的《濒危语言研究》（2002年）。其中《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项目“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比较研究”的子课题，《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时间跨度最长、所收文献最全的一部有关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的一部资料集；而《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则是囊括世界五大洲22个国家的一部语言政策国别报告集。 研究南方民族语言的老一辈专家学者取得的研究成果，不仅奠定了他们的学术地位，而且也奠定了描写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在南方民族语言研究中的优势地位和中国民族语言研究的中心地位。 南方民族语言研究室中青年学者近十年来的努力，站在前一辈学者的肩膀上沿着已有的成功之路继续拓展，除了描写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研究领域取得新的、丰硕的研究成果之外，在语法研究、语言类型研究等领域也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巩固和发展着中国民族语言学学科的优势地位和中国民族语言研究的中心地位，并不断引起国内外同行专家学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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