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衔：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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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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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基本信息： 1975年入郑州大学中文系学习，1977年毕业留在该系教授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1982年赴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语言学，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专攻少数民族语言专业社会语言学研究方向，1988年获该院文学硕士学位，即在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工作至今。1991年赴加拿大拉瓦尔大学“国际语言规划研究中心”，完成中加合作项目。研究领域涉及双语教育、语言状况、语言传播、语言与文化、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及汉语方言等方面，主攻社会语言学及语言人类学。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南方民族语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语言学》杂志主编，中国社会语言学会会长，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民俗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国际双语学学会常务理事，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语言人类学分委会执委、国际语言法律研究会会员（加拿大）。 迄今为止，先后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点项目“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研究”，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十五”重点项目“2005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上编）、“2006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上编）、“2007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上编），国家语委“十五”项目“2008北京奥运会语言环境建设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A类项目“中国语言接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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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工作及专长： 涉及双语教育、语言状况、语言传播、语言与文化、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及汉语方言等方面，主攻社会语言学及语言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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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 撰写编辑学术论著10部；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8篇是英文或法文；发表译文20篇，其中5篇属于英译汉，15篇属于汉译英；主编《中国社会语言学》5期，《中国民族语言学会通讯》（内部）33期。学术成果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 社会语言学、语言人类学/人类语言学和民族语言学 撰写的《语言与人类：中华民族社会语言透视》一书，在运用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和国内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与社会、政治、民族、文化、教育、心理、交际、与传播等方面的互动关系，梳理了我国社会语言学和国外特别是西方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脉络，构建了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框架体系，提出并论证了中国“统一多样”的语言政策特征，《墨经》中的社会语言思想等新命题，语言交际变体模式，语言状况分析模式等新模式。主编的《中国语言人类学百年文选》与《人类语言学在中国》 两部论集。前者从近百年来发表的几百篇论文中，遴选出33篇，分属通论、社会变迁与语言演变、语言与民族文化史、语言与民族、民族语义分析、社会文化中的语言变化等范畴。后者则是2005年中国首届人类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筛选出45篇论文，涉及理论与方法、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异、语言多样性与语言濒危、语言与文化、语言史与文化史、语言田野调查、语言政策、规划和应用。《中国民族语言学研究》（周庆生主编，王锋、李云兵副主编，收入论文20篇，引进了一些新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涵盖了藏缅、苗瑶、侗台、南亚、突厥、蒙古、满－通古斯等主要语族语言的研究。 二 语言生活状况和语言规划 主编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2005（上编）》（商务印书馆，2006年）是我国第一部分析并预测中国语言生活现状的年度报告。该报告分析了2005年度我国语言文字在社会各个领域的使用现状，描述该年度我国推广普通话工作、城市语言文字评估工作、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工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标准化信息化工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跨省区协作以及科技术语工作的绩效和进展，探讨该年度语言使用和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反映社会各个领域在语言使用中出现的新特点和新变化，预测了语言发展变化的新趋势，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对策建议，为国家及地方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制定或调整相关政策和规范标准提供学术支持，同时也为专家学者研究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和语言生活动态提供参考。继该报告之后，已连续推出《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2006（上编）》和《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2007（上编）》。 主编的《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是一部有关国际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的资料集。《国家、民族和语言：语言政策国别报告》则是一部囊括了世界五大洲二十几个国家的语言政策国别报告集。《语言与法律研究的新视野》（周庆生、王洁、苏金智主编，法律出版社2003年）是我国首部有关语言与法律研究的论文集。 论文《一种立法模式，两种政治结果：魁北克与爱沙尼亚语言立法比较》（《世界民族》 1999年第2期），从多方面比较西方世界第一部地方性语言大法——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法语宪章》，与东方世界第一部地方性语言大法——前苏联解体前的《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语言法》的异同，认为一个国家的地方语言立法与分离主义的政治结局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中苏建国初期少数民族文字创制比较》 一文提出，（1）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文字和政治紧密相连；（2）创制文字具有改善民族关系，发展民族语言文化的功能；（3）国家自上而下大规模地为其他少数民族创制文字，是在特定社会政治背景中发生的；（4）在创制文字的过程中，选择什么样的文字形式或文字类型，主要受社会政治因素的制约；字母和正字法的具体设计，主要由语言学家来完成；（5）从总体上讲，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是制约文字使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国家创制的少数民族文字能否在社会上使用，并不取决于该文字系统设计得是否科学合理，正字法制定得是否完美无暇，而是取决于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语言政策是否发生重大的转变。 双语教育和第二语言学习动机 《中国双语教育类型》一文，依据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中小学使用的实际情况，将中国的双语教学分为“保存型、过渡型和权宜型”这三个大类，外加八个小类，将中国的双语教育体制分为“健全性、发展型和试点型”三类。 《教育语言政策嬗变：海峡两岸比较》一文认为，近20年来，海峡两岸在教育语言政策思想、政策产生的背景、政策产生的方式以及推行通用语教育或共同语教育等方面，均有相似之处。差异主要是大陆的“双语教学”主要指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而台湾“母语教育”中的“母语”，既指闽南话、客家话，也指原住民（少数民族）的语言。 《民族儿童第二语言学习动机比较分析》一文，采用问卷调查法，随机分层抽取了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内4个少数民族学生。发现：（1）第二语言学习动机跟少数民族儿童的地理分布并不相关，（2）少数民族家长支持其子女上学的倾向，与该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的程度存在着一种正相关关系。 亲属称谓研究 《西双版纳傣语亲属称谓语义成分分析》运用义素分析法，精细描述了傣族亲属称谓的语义成分和民俗分类；《傣语亲属称谓变体》系统描述了傣族亲属称谓中的从佛称、还俗称、等级称、从孩称、父母称、亲称以及泛称等13种称呼方式，其中有七八种，前人从未论及。英语论文《傣族亲属称谓的人类学透视》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阐释傣族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对亲属称谓的影响或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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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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